商汤灭夏之前,商族曾多次迁都,而商朝建立后,迁都的现象依然没有停止。史书记载,“殷人屡迁,前八后五”,意味着商朝建立之前,迁都发生过八次,建立之后又迁都五次。最后一次迁都,即盘庚迁殷,据传说是将都城从奄地(今山东曲阜)迁至河南安阳。经过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和《中国史稿地图集》的详细考证,学者发现商朝实际上共有过七个都城,分别是亳、嚣(隞都)、相、邢、庇、奄、殷(殷墟)。然而,这种频繁迁都的现象显然引发了许多问题:为何商朝要不断迁都?是由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?还是因为游牧经济形态的影响?又或者是为了靠近敌人,或是其他因素?实际上,现代考古研究给出了一个简单却极有可能的答案,商朝频繁迁都的主要原因,或许并不像古今学者所猜测的那样复杂。
在商朝中前期的遗址中,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深井,这些井的深度远超人们的想象。例如,在洛阳偃师商城遗址(距今大约3600年至3400年之间),至少发现了五口深井,普遍的深度为5到6米,最深的超过了6米;而在郑州二里岗遗址,发掘出的水井普遍超过了6米,最深的一个甚至达到了7.8米。这些深井的存在,似乎给出了一个答案:商朝早期,干旱和缺水的现象非常严重。史书中记载,商汤时代曾发生过长达七年的大旱灾,导致民众艰难生存,伊尹便教导百姓凿井灌溉。这些深井的存在,也为史书记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展开剩余70%进一步的气候研究表明,商朝的气温普遍偏高,尤其是在夏商交替时期。气候学家竺可桢曾研究指出,在距今5000至3000年间,年平均温度比现今高出约2°C。这一结论得到了实际考古发掘的佐证,尤其是河南地区的“豫”字,表明这一地区曾有成群的大象栖息,这无疑印证了那时的温度较高。因此,气温偏高所导致的干旱现象,显然影响了商朝的农业生产,迫使商人频繁迁都。亳地(今河南亳州)迁往嚣(疑似郑州商城)可能正是因为亳地的旱情比郑州更加严重,而商人迁徙到郑州时,至少相对来说气候较为宽松。
商朝中期,气候的剧烈变化导致迁都更加频繁。在郑州商城废弃后的公元前1465年到盘庚迁殷之间的165年里,商朝迁都五次,迁都的原因仍然与气候密切相关。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亚热带植物分布,说明该地区的气候比之前更为湿热。与此同时,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也出土了与湿热环境相关的动物骨骼,反映出当时的气候特征。殷墟早期的遗址中,大量出土了喜湿热环境的肿面猪、圣水牛、四不像鹿等动物骨骼,这表明当时的气候出现了明显的湿润趋势。在武丁(盘庚之后的第三位商王)时期,这种湿热气候得到了延续。
到了商代中期,气候发生了显著逆转,由干旱炎热转变为湿热多雨,这对商朝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随着郑州地区湿气的加重,商朝王朝必须应对更频繁的洪水灾害,这可能是为何盘庚最终决定将都城迁往安阳的原因之一。安阳地处较高的地势,水患相对较少,因此成为了商朝新的首都。
然而,气候的变化并未止步。在武丁之后,商朝气候再次发生转变,从湿热多雨逐渐变为干旱少雨。这一变化无疑影响了农业生产,商朝的经济基础逐渐削弱。尤其是在殷墟二期遗址中发现的水井,深度普遍超过10米,部分水井甚至达到16至17米,显示出商朝后期干旱的情况更加严重。气候变化导致的农田不再肥沃,使得商朝的农业生产逐步陷入困境。
这种气候的变化或许是商朝衰落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尽管商人不再迁都寻找更适宜的土地,但在干旱的气候下,殷地的农业生产严重受阻,这使得商朝的国力逐渐削弱,最终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下,商朝被周朝取而代之。通过商朝频繁迁都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分析,我们不难发现,气候变化对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,甚至能够决定一个王朝的兴衰,古人将这一变化归因于“天命”,或许也有其一定的道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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